我所亲历的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-潘占林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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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难在黑夜中降临

  1999年3月24日,北约开始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进行空中打击。

  此前一天,23日夜晚,北约理事会举行紧急会议,听取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同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会谈结果。霍尔布鲁克宣称最后的外交努力失败,北约于是作出对南联盟空袭的决定。

  轰炸开始后,北约不断加大对南联盟的空袭力度。在起始阶段,北约集中打击南联盟的军事目标,力图消灭南军的有生力量,继之则开始轰炸南联盟的政府机构和重要的民用设施。轰炸的波次不断增加,强度和密度加大,每天24个小时几乎不间断地轰炸。

  截至5月7日,北约已对南联盟轰炸了45天,南联盟的军事设施已经被炸过数遍,民用设施业已被破坏殆尽,但南联盟当局仍不屈服。此时如果停止轰炸,等于宣告北约军事行动遭到失败,而要继续轰炸下去,还有哪些目标可炸呢?北约陷入骑虎难下的两难境地……

  5月7日,星期五。入夜,贝尔格莱德一片黑暗。晚上8时,贝尔格莱德上空照例拉响了空袭警报。警报过后,整个城市一片死寂。

  为了保障同国内联系,为了工作需要,我驻南大使馆利用备用发电机发电。因为发电机功率不大,不能给全馆供电,在当天的工作完成后,为方便大家休息、娱乐,特意只给使馆俱乐部供电。

  使馆的俱乐部设在半地下室的食堂里。这里平时是餐厅,到周末和节假日就成了大家娱乐的场所。所谓“半地下室”,就是窗子一半在地上,一半在地下。每逢周末,使馆的同志们到这号称俱乐部的地下大厅里休息、娱乐。尤其在断电的日子里,使馆发电机为俱乐部供电,来这里的人当然更多。5月7日晚,俱乐部里聚集了20多人。灯光熄灭后,大家用手电照明,陆续从俱乐部走了出来。

  研究室主任王辅国在院子里找到我,说:“今天是周末,让大家多玩一会儿,干吗关掉电机?”与此同时,又有几位同志围过来,等待我的决定。我看了看表,已是夜里11时15分了。考虑到自北约轰炸以来大家一直缺乏睡眠,身心俱疲,我说:“一个多月来,大家因轰炸睡不好觉,白天工作又紧张,都感到很累,今天索性早点休息,免得晨昏颠倒。”大家对我的话都有同感,又聊了几句,纷纷散去。我在院子里转了一圈,没有发现异常情况,就回到大使官邸,点上一根蜡烛,坐到床上秉烛看书。我平时注意倾听大家的意见,照顾同志们的合理要求,而那天晚上,万幸我没有让有关同志重新开动发电机,没有让大家继续回俱乐部消遣,而是分散到使馆的各个方位,否则,会酿成怎样的惨剧啊!

  谁都没有想到,一场震惊世界、亘古未闻的浩劫在午夜发生了。

  大约11时45分,忽然一声巨响,就好像发生了强烈地震,整个使馆办公楼都摇晃起来。固定的玻璃窗都被推到房子里来,里里外外的门都被甩到外面,天花板下坠,墙皮脱落,屋子里的灯具破碎,玻璃横飞。碎玻璃、混凝土块,稀里哗啦地打到床上、沙发上。我在床上被颠起来。

  当时,闪过我脑际的第一个念头是:北约轰炸了我大使馆旁边的南斯拉夫电力设计院,轰炸的冲击波殃及了大使馆。

  我立即穿好衣服,拿了手电,拔脚向外走。回头一看,蜡烛尚未熄灭,我又回身吹灭了蜡烛。门框两边的墙已经塌了下来,我只得从缝隙中钻出来。到了外边一看,坏了,被炸的不是邻居,而是我们的使馆——北约竟然轰炸了我们的使馆!

  使馆大楼已经浓烟四起,烈火熊熊。大块的水泥构件从使馆大楼的墙壁摔到院子里,大楼南面的外墙已经完全坍塌,草坪上堆满了废墟。刚刚运来的供食堂使用的5个大煤气罐也随之爆炸,外壳散落在使馆的院子里,有的挂在使馆周围的栅栏上,有的竟飞到了围墙外。

  这时,有几位同志从大楼里跑了出来。大楼里四处起火,浓烟弥漫,楼梯遭到破坏。天花板上,墙壁上,钢筋、铁丝等各种建筑材料密密麻麻地垂挂下来。这些从楼里出来的同志都还没有睡下,他们在烟火腾起之际,靠平时对大楼的熟悉,攀着铁索,沿着破损的楼梯下来。有的就在楼下的办公室里,借助火花,从窗口跳出来。这是在浓烟烈火中突围的第一批,有七八个人。

  我站在使馆大楼前,透过冒烟的窗口,看见楼里的同志在寻找出路。我十分着急,担心他们的安全,也担心在慌乱中同志们从楼上往下跳,或者采取其他鲁莽行动而造成无谓的伤亡。我于是在楼下高声喊:“同志们,不要慌,要镇静!”

  危难之中的战友们

  使馆淹没在浓烟烈火中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,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职责,是同志的安全,是不使国家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。

  负责保管使馆重要资财的两位同志小王和小郑,一个睡在五楼的值班室,一个睡在四楼的宿舍。小王透过烟尘,借助火光,从五楼下到四楼。这时,小郑正从寝室出来,脸上淌着血。小王一把拉住小郑往楼上跑。这时有人遇到他们,急忙问:“你们为什么还往上跑?”小王回答说:“有事,咱们是干这一行的。”他俩从五楼拿起4箱国家重要资财往下走,因楼梯被阻断,好不容易跌跌撞撞地才来到三楼。使馆事先作了各种应急准备,这4箱重要的东西事先已准备好,一旦发生意外情况,可以拿起来立即转移。他们知道,这东西比生命更重要。

  住在四楼的王辅国刚躺下,就被爆炸的冲击波颠了起来。他伸手在黑暗中摸了摸,两边的墙壁都没有了。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,赶紧披上衣服往下跑。到了三楼,无法再往下走,他钻进一个尚未起火的房间。在下楼的时候,他的脚部被划伤。

  在三楼,人们集中在两位年轻同志的房间里。这个房间窗下二楼有个小平台。如何下到这个平台上呢?有人提议把一条条塑料窗帘接起来,做一条绳索。大家立即动手做起来。塑料窗帘不好打结,同时必须把打的结拉紧,防止脱钩。我们在下边的人找来一个梯子,从地面搭到二楼平台。这是在匆忙中搭起的营救同志们的第一条通道。

  首先从三楼下来的是4箱国家重要资财,接着是保护这批资财的小王和小郑。南斯拉夫方面的急救车来了,我们把受了伤的小郑送上救护车,保护国家资财的任务就落在小王一个人肩上。

  紧接着,人们把几个重伤员扶到三楼。一等秘书曹荣飞满脸是血,大声喊着:“我什么也看不见了,什么都看不见了。”大家把他送上软梯,从梯子上把他接下来。刘锦荣从软梯上下来,头部、颈部和手臂受伤,鲜血淋漓。我们急忙把他俩送上救护车。文化参赞刘新权下来时,脚部扭伤。我当时想让他帮我清点人数,但看到他脚一瘸一拐的,难以走动,也只好把他送上救护车。这时,火势越来越大,浓烟更加呛人,在危楼里多逗留一刻就多一分生命危险,但大家先人后己,井然有序。这是大家不约而同的章法,这是心灵的呼唤,这是渗透到血液里的使命: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,把死亡的危险留给自己。

  南联盟方面的消防队也赶来了。这时,使馆办公楼的前面已经从四面八方赶来许多人,大部分是南斯拉夫人,也有不少中国人……

  在使馆大楼的东南角,五六位同志集中在二楼张存良的房间里。使馆参赞李银堂本来住在馆外,北约开始轰炸后才转移到使馆的客房里。然而,最安全的地方反而成了最危险的地方,美国的炸弹从他旁边的屋里穿过,房间起火。他立即躲进洗手间,用湿毛巾捂住口鼻,冲出房间,顾不上眉毛被火燎着,额头擦伤,想夺路下楼。可是,楼梯被大火封锁,他又转回来,躲进尚未起火的张存良的房间。

  在张存良的房间里,烟火不断从外面扑过来。他们几个人想办法开辟自救通道,把褥单撕成条,连接成一条绳索。司机杨永锋、参赞李银堂拉着这条绳索下来,接着张存良和董健也攀援而下。杨永锋在下到离地两米高时,向下一跳,因姿势不对,摔在楼基的水泥地上,骨盆和胳膊受伤。大家让他躺着别动,等候救护车的到来。

  记者吕岩松从办公楼跑出时,没忘记顺手抓起手机和照相机。他随后用手机同国内取得联系。当时北京时间是早晨5点多,还未上班。他把电话打到《环球时报》主编的家里,主编打电话给外交部欧亚司有关负责人,有关负责人报告了外交部领导。外交部领导获悉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,把电话打到吕岩松的手机上,至此,我同外交部领导取得了联系。我简单地向部领导报告了情况:大部分同志已经获救,还有几位同志在楼里面,我们正在抢救。部领导问:“听说你受伤了?”我回答说没有,我们正在加紧营救尚在危楼里的同志。我的话语和我的心情一样,都十分焦急。部领导对我说:“你的情绪很重要,你要稳住,其他的同志都在看着你……”接着,部领导又通过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手机打电话给我,询问相关情况:有几位同志没有脱险?究竟是几颗炸弹炸到使馆?我记得我当时向部领导汇报说是巡航导弹,有同志告诉我说是3颗导弹。当时,我确实不清楚究竟是几颗炸弹,因为当时没法逐一查看,更不知炸弹是什么型号的。弄清这些问题,是后来的事。

  南联盟的消防车和急救车纷纷赶来,但由于使馆大门是电动的,轰炸造成使馆断电,使馆大门打不开,急救车和消防车无法靠近。事先,使馆办公室进行了断电情况下的演练,告诉大家在断电情况下如何打开大门。使馆办公室的董健钻进大楼,从传达室里取出钥匙,打开大门,消防车和急救车才得以开进院里,为灭火和抢救人员提供了方便。

  在使馆大楼五楼的几位同志,此时还在攀窗焦急地向地面张望。显然,他们已经做过多种尝试,从楼梯下来已不可能,所有退路已被烟火阻断;制作绳索,攀援而下也不可能,因为楼层太高,绳索难以达到地面。他们只有等待外面同志的救援。这时,在场的南斯拉夫人经过联系后,他们火速派来消防云梯,五楼的同志才得以沿着细小的云梯缓缓而下,得以脱险。

  三位记者遇难

  当曹荣飞从危楼得救后,人们却没发现他夫人邵云环的身影。在送曹荣飞上急救车时,有人焦急地问他:邵云环在哪里?但是,就在使馆被炸的刹那,他的眼睛受了重伤,满脸是血,什么都看不见,他哪能知道邵云环的下落。有的同志知道,邵云环当天在使馆外的新华分社办公室办公,很晚才回到使馆宿舍。此时,她没有从三楼的自救通道下来,那就一定还在宿舍里。于是,我们敦请消防人员到她的房间里去找。

  南联盟的消防人员具有丰富的消防和救护经验。自北约开始轰炸以来,他们已经处理过多起类似事件:塞尔维亚社会党总部大楼被炸,他们急忙赶到现场,救护人员,扑灭烈火;塞尔维亚电视台大楼被炸,那时正是深夜12时,也正是电视台工作最忙碌的时候,他们很快赶去救出伤员,从废墟中找出遇难者的遗体……他们可以说身经百战,浑身是胆。此刻,他们头戴钢盔,身穿防护衣,脚登高筒防水靴,手拿大手电筒和其他工具,在办公楼里搜寻。过了一会儿,他们把邵云环抬了出来。我和几位同志一起紧急将邵云环送上急救车。她满面鲜血,已经停止了呼吸……

  还有三位同志没有从危楼里出来,他们是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,以及武官任宝凯。消防队员在楼里找不到他们。董健只好戴上消防队员的头盔,带领着消防队员去找。在许杏虎的卧室里,在坍塌的墙壁下,发现了许杏虎和朱颖的遗体,他们满脸满身伤痕,鲜血在泥土上已经凝固……

  这时,一颗导弹从人们的头顶曳着火光呼啸而过,大家本能的反应是纷纷卧倒。这颗导弹在离使馆几百米的贝尔格莱德旅馆爆炸。这家旅馆在多瑙河边,每逢周六举办工艺品展销,我曾去看过。为什么炸旅馆呢?据北约后来宣称,旅馆里隐藏着南斯拉夫军人。可以想见,这只是借口而已。

  紧接着,在使馆大楼前的南斯拉夫安全局局长马尔科维奇接到一个手机电话。他告诉我,那边又有动静了,意思是北约战斗机又从意大利基地起飞,可能有第二次轰炸,要大家全部撤退。轰炸期间获得的常识告诉我们,第二次轰炸是针对救援人员和现场人员的,杀伤力往往比第一次还要大。聚集在使馆大楼前的人群呼啦啦地散了。在使馆大门前和周围,塞尔维亚内务部布置了岗哨,严禁人们(包括使馆人员)进入使馆大楼。但是,我们使馆还有人下落不明,我怎么能离开呢?

  南联盟外交部亚太司司长扬科维奇告诉我:南联盟外交部已经为使馆人员在洲际旅馆订好了房间,后来考虑到安全问题,又转订了西方同南斯拉夫合资的凯悦旅馆。我考虑,大家已经挨了一次炸,不能再让他们第二次挨炸,应该选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暂时落脚。这样,留下李银堂和董健在使馆前值班,其余同志全部转移到凯悦旅馆。

  使馆的同志们来到凯悦旅馆时,大约是凌晨5时。大家都不肯回房间,坐在前厅里等候使馆那边的消息。我想,经过这突如其来的灾难的震撼,又感受丧失亲爱的同志和朋友的苦痛,目睹自己赖以生存的使馆遭到摧残,拖着紧张拼搏之后疲惫不堪的身躯,当前最需要的是精神支撑。我把同志们召集在一起,对大家说:今天我们的使馆遭受浩劫,这样的事情以前谁都没有经历过,对每个人都是第一次。既然灾难已经降临,我们要挺起胸来,迎接这一挑战。同志们,使馆被炸塌了,但是我们的意志不能垮。党中央、祖国人民非常关心我们。中央已经决定派特别小组乘专机前来处理善后事宜,接回烈士的遗骨,伤员也将回国内治疗,部分同志可能回国休整。我要求大家回房间休息,明天大家都要打起精神,还有许多善后事宜等待处理。

  在我的劝说下,同志们陆续回到房间休息。而此刻,最让我揪心的是武官任宝凯仍下落不明。刚出危楼时,我听武官处的同志说,他们从楼上向下突围时,听到了任宝凯的声音,估计他已经出来了。可是,在营救同志的时候,却不见他的踪影。同志们猜测,他可能受了伤,已被送到了医院。我们分别给几个收治中国使馆伤员的医院打电话,都说没有此人。使馆里没有武官,伤者里也没有,那就还有一种可能:牺牲了。但是,没有弄清事实之前就不能下结论,也无法向国内报告。国内有关部门已经再三来电话催问武官的下落。

  为了弄清事实究竟如何,在当时使馆已被封锁的情况下,只有到急救中心太平间去查。我带上翻译,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郭志嘉开车,前往急救中心。

  虽然已是凌晨,整个城市仍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里。我们在漆黑的街道上穿行,没有灯光,没有人影。郭志嘉是学塞尔维亚语的,是南斯拉夫通,对贝尔格莱德市很熟悉,否则在这漆黑的夜里是难以辨别东南西北的。

  我们来到急救中心,向值班的负责人说明来意。他回答说,要到太平间找遗体,必须经院长批准,院长7时半来医院上班。我看了一下表,还不到6时。我急了,说我们不能等,今天是特殊情况,请你马上打电话给院长,允许我们即刻到太平间探查。值班医生答应打电话给院长,但告诉我们说,即使把他叫醒,他驱车赶来仍需要时间,请我们在会客室稍等。我决定利用这个时间去看望一下伤员。医生带我们走进急诊室,我们看到医生已经对伤员做了紧急处理。曹荣飞眼睛蒙着绷带,昏昏入睡。刘锦荣满脸绷带,跟我说话时仍感到呼吸困难,伤口疼痛。郑海峰头部和颈部都缠着绷带。只有刘新权说,这里他伤势最轻,只是脚扭伤,很快会恢复的。屋子里很黑,借着微弱的烛光,勉强能看清伤员的脸庞。我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离开急诊室。

  回到急救中心的会客室,院长还没有来。再三催促,院长终于来了,并把我们领到太平间的走廊。但管理人员不让我们进去,说不方便。他们进去寻找,并稍事整理,把三位烈士的遗体放在小车上推了出来,他们是邵云环、许杏虎和朱颖。这是悲惨的死,壮烈的死,英雄的死。几个小时前,我们还曾相见,我们还曾谈论时局,而现在竟是阴阳两隔,竟是诀别。我的心,像被一只大手攥紧,是疼痛,是酸楚,是挣扎,是休克。此刻,我无暇多想,痛哉死者,惜哉生者。我还心系着有生还希望的一个下落不明的人。太平间的管理人员告诉我,除了这三人外,太平间里再没有死亡的中国人。那就是说,武官还在使馆里。我马上用手机把查看到的情况告诉在使馆前守候的李银堂,让他请消防队员帮助进楼内寻找。我们马上赶回使馆。

  天阴沉沉的。虽已清晨,几缕吝啬的晨曦从云层里透出,黑暗仍在游荡,不甘消退。我们来到使馆楼前,警报尚未解除,守护使馆的警察仍然把守着门口,不允许进出。我告诉他们,我们的武官还在楼里,生死不明,我要进去找他。消防队员也过来阻止我们。我请他把头盔和手电借给我,我要亲自去找,准备闯进去。这时,在楼前守候的李银堂参赞告诉我,消防队员在楼里发现了一个人,还活着。他们说,你们即使进去,也背不出来,还是请急救车来。他们立刻和急救中心联系,急救车风驰电掣而至。不一会儿,从里面抬出一个人,正是武官任宝凯。我马上走上前去,看见躺在担架上的武官满面尘土,没有伤痕,呼吸却很艰难,嘴和鼻子里呼出很多泡沫。武官还活着,武官没有死!急救车载着他向急救中心疾驰而去。

  任宝凯在急救中心很快恢复了知觉。后来,他和其他伤员一起乘专机回北京治疗,恢复得不错。我后来和他谈起这段经历,他完全失忆,不记得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们推断,北约轰炸使馆后,他从寝室里跑出来,呼喊着武官处的同志,他们听到了他的声音。但在黑暗中,他碰上什么东西,顿时昏迷,倒在走廊转弯的地方,所以在他的寝室里找不到他。他躺在地上,浓烟向上升腾,地面尚有空气,他没有完全窒息。对他来说,这场噩梦是一片空白。他康复后,又重返驻南斯拉夫使馆工作。

  美国是怎样实施轰炸的

  事发当时,国内打电话问我:是几颗炸弹炸的使馆?我以为是1颗,后来同志们提醒是3颗,大家都认为是巡航导弹,那时是没法弄清楚的。

  事发两天后,我陪同从国内来的特别小组组长王国章同志一起查看,认为是5颗炸弹落在大使馆和大使官邸。在使馆的东南角,一颗炸弹斜穿大楼,从顶层一直穿透到一层,在使馆墙角下爆炸,炸出一数米深的大坑。这边是使馆高级外交官的宿舍,受破坏十分严重,半边山墙向外倒塌。邵云环在宿舍里牺牲,曹荣飞、刘锦荣和小郑受重伤。他们的宿舍离弹着点很近,这一带死伤的加在一起有10余人。第二枚炸弹在使馆的中央,穿透楼顶,越往下破坏力越大。我在三楼的办公室受到严重破坏,办公室里边一个小卧室中弹起火,屋里用具和床上用品全都化为灰烬,床的铁架子也多被熔化。我有时中午在这个小屋里休息一会儿,幸好晚上没有睡在这里。炸弹在二楼穿透会计室,使馆多年账目被焚毁,其他物品也都化为灰烬。炸弹接着下行到一楼大厅,大厅被炸得一片狼藉。自北约开始轰炸后,有七八个同志就睡在大厅里,用沙发当床。他们认为一楼方便,离大门很近,机动灵活,遇事便于应对和转移。幸运的是,那天晚上他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宿舍,没有睡在大厅里。第三颗炸弹落在使馆的西北角,层层穿炸。《光明日报》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住的客房就在办公楼的西北角,他们的房间被炸毁,两人不幸遇难。第四颗炸弹是从一半在地面上的窗子钻进地下室的,在俱乐部大厅里爆炸,整个地下室钢梁、铁架、破墙、乱砖搅成一团。炸弹引爆了新灌满的5个大煤气罐,它们像5颗炸弹,爆炸后的空罐有的挂在使馆围墙的铁栅栏上,有的散落在几十米外的院子里,有的飞到了院墙外。假如那天晚上在地下室消遣的人们不因为断电而离开地下室,假如当时我答应重开发电机继续发电,那些在地下室的人们可能无一幸免。那么,在这场浩劫中牺牲的将不止是3个人。

  美国对我特别“关照”,给我单独预备了一颗炸弹。这第五颗炸弹落在我所住的官邸的中央,穿破屋顶和二楼楼板,一直钻到地下。十分幸运的是,这颗炸弹没有爆炸,只是它的巨大冲击波使官邸遭到严重损毁。后来,我听到国内传闻,说这颗炸弹已经挖出来运回国内,这是谣传。我想,没有哪一家民航班机愿意运送这样的“礼品”。

  那么,这些炸弹是什么型号的炸弹,又是如何投掷的呢?综合各方面透露出的信息,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是美国的B-2重型隐形战略轰炸机。这架飞机从美国本土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,横跨大西洋,经15小时长途飞行后,抵达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中国大使馆上空,接连投下了数枚炸弹。据有关报道,这架B-2隐形战略轰炸机被称为“战争之星”,伴随这架飞机的有空中加油机。飞机上有电磁干扰系统,向南军雷达发送干扰电磁波,使南军方的通信系统、地对空导弹和电子战设备陷入瘫痪,使轰炸机顺利实施对目标的轰炸。

  当时,有人认为投掷到我驻南大使馆的炸弹是巡航导弹,实际上,这种可能应予排除。“战斧”式巡航导弹是美国海军的主要舰载对地攻击武器。专家认为,目前美国使用的巡航导弹是最新型的第三批改进产品,有很高的命中精度和很大的破坏力。但“战斧”式巡航导弹受其飞航式弹道的限制,其较低的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,难以获得贯顶击穿我驻南大使馆五层大楼所需能量;海上单一舰艇连续发射或者多艘舰艇同时发射,也难以实现从不同方位和高度对同一建筑物的多角度攻击。专家得出的结论是:北约轰炸我驻南大使馆使用的不是“战斧”式巡航导弹,而是由B-2隐形战略轰炸机投射的卫星制导炸弹。

  那么,B-2隐形战略轰炸机对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究竟投了几枚炸弹?军事专家们对此尚有争议。从技术上分析,有的专家认为投了不止5颗,很可能是6颗制导炸弹。从B-2隐形战略轰炸机的弹舱结构布局来看,两个弹舱并排位于机身正下方纵轴线的两侧,每个弹舱在其旋转式发射架上最多悬挂8颗炸弹,总共可挂16颗。为保证飞机稳定飞行,所有炸弹或导弹都必须对等对称地悬挂在两个弹舱内,无论是投弹前,还是投弹后,均须如此。这意味着,B-2隐形战略轰炸机不可能只带5颗炸弹,也不可能还留一颗带回去。可以设想,这第六颗炸弹要么已经钻到地下,而入口被建筑物废墟掩盖;要么返航时弃之入海底,沦为水中定时炸弹。

  我和特别小组成员一起查看轰炸情况,是根据弹坑确认为5颗炸弹的。唯一没有弹坑的炸弹是从半地下室的窗户钻进地下大厅的,而那里又被炸得最厉害。如果是6颗,那么很可能从半地下室的窗户钻进食堂兼俱乐部的炸弹不是一颗,而是两颗。

  总之,不管是5颗还是6颗炸弹,从投弹数量、投弹布局来看,这次轰炸是精心策划的。而打击之烈,下手之狠,从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以来,实属罕见。

  那么,那一颗冲我而来的炸弹缘何没炸?在美国和北约轰炸我大使馆之后,为了弄清大使官邸内那颗未炸之弹的情况,我们特地请南斯拉夫专家来实地勘察。他告诉我们,炸弹由于惯性和巨大的冲击力会钻入很深的地下,遇到坚硬的岩层还会拐弯,所以现在很难断定它在地下的位置,需要专门的仪器进行探测。专家估计,这颗炸弹没有定时装置,引爆装置已经失灵,它躺在地下,没有剧烈的震动,不会爆炸。

  2004年6月17日,为了尽快除掉这个“瘟神”,塞黑军方的排弹专家和贝尔格莱德的一家公司携手开始了“排弹工程”。工程进展超乎意料地顺利,到7月1日便告结束,比预定工期提前半月完成。工程进展如此顺利的原因,是炸弹埋藏点比预计浅10多米,而且弹头朝上,斜卧在大使官邸左侧柱子地基之外。这样的位置十分便于挖掘,也不用排水。据了解,排弹专家马尔蒂诺维奇动用了30多人、两辆推土机和两辆挖土机,在两周时间内挖掘了2500多方土,挖出一个面积10多平方米的大坑,那个沾满泥巴的灰色“瘟神”终于被排除。由于工程进展意外顺利,政府拨给的款项节省了大半。

  马尔蒂诺维奇向记者介绍说,美国的这颗炸弹全长2.6米,重量达950公斤。美军B-2隐形战略轰炸机投下的这枚炸弹,击穿中国使馆内两层楼的大使官邸,又打透官邸地下室的地面,以80度倾角钻入地下,接着又在地下沿弧形轨迹钻行14米,并掉头向地面突进了一段距离,遇到官邸地基的坚硬立柱后才停了下来。据悉,这种炸弹又称GUB-31型精确制导穿透炸弹,由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制导,具有全天候、自动跟踪的功能。这同我国一些专家的评估完全吻合。

  马尔蒂诺维奇说,炸弹在地下钻行过程中,引信被点燃烧毁了,弹体上的稳定翼部件以及弹尾的“惯性—全球定位”制导套具已脱落。马尔蒂诺维奇强调指出,这枚炸弹内装填着450公斤高爆炸药,幸亏当时它没有爆炸,否则肯定会将大使官邸彻底摧毁。

  目前,中国驻塞黑新使馆已移至乌日策街25号大院,这块遭美军恶意轰炸的土地将移作他用。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,就是将来在被炸使馆的旧址上放一块石头,上面刻上几个字: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联盟被炸使馆遗址,3人遇难,20多人受伤,刻石留念。■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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