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色侵袭了那年东北的天空,也带走了6万人的生命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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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老十在吉林榆树开了一家叫做“魁升元”的旅店,迎接着南来北往的客人。这天,店里两名来自哈尔滨的客商突然毫无预兆地晕厥,随后吐血而亡。紧接着一名店员也以同样的方式暴毙了。他们的尸体,都是清一色的黑。店里的其他人吓坏了,纷纷收拾行囊离开。出了这样的事儿,又正值年末,无奈的郭老十打点了旅店的事务后,便回家过年。

可没想到,回家后不久,郭老十竟也死去了。一时间,死亡的气息冲散了团聚的喜悦。家里人为郭老十停尸5天,结果全家53口人,死了32口。随后全屯开始不停地有人去世,整个村几乎变成了一座“鬼村”。到处都是紫黑色的尸体,像被阴曹地府洗劫了一般。

那是清王朝的最后一个冬季,异常寒冷,东北地区更是大雪纷飞。

这是一场有预兆的疫病,却没有被预见

1910年10月12日,位于中俄边境的满洲里城,一名男子突发身亡,皮肤黑紫。几天前,他还兴致勃勃地出门打猎。那次的捕猎过程异常顺利,巢穴外的旱獭一动也不动,好像就等着他来抓。他将猎到的旱獭扒皮,然后就着剩下的旱獭肉,美餐了一顿。

也是在这座小城里,两名刚从俄国境内返回的中国工人,在一家客栈投宿。几天后,他们和客栈里的另外两位客人,在同一日死亡,身上也是大片的紫黑色斑点。这一天,是10月25日。

 

两名中国工人是被俄国人赶回来的。他们先前所在的工棚里,7名中国人突然死亡,尸体黑紫,于是俄国人将棚里的其他华工一律逐出,还烧毁了他们的衣物行李丨asianhistory.about.com

边陲小城里,零零星星的发病,无名之辈的死亡,没有人在意。医生们束手无策,官府注册后,他们的尸体被草草收殓,随地掩埋,连一座墓碑都没有。

然而,谁也没想到,由他们开始,这场造成6万多人死亡的疫病在中国东北拉开了序幕。

疫情肆虐东三省,哈尔滨的贫民窟成了重灾区

疫情蔓延得很快,从一家一户,到一街一区,再到一县一市,沿着满洲里一路向南,没过多久便传到了千里之外的哈尔滨。随后,齐齐哈尔、长春、奉天(今沈阳)等地纷纷沦陷。

疫情日益严重,正如东三省总督锡良所形容的那样“如水泻地,似火燎原”。

死的人越来越多,连原本冷清的丧葬铺子都成了热闹之所。各个店里的棺木销售一空,供不应求。大街上更多的是横七竖八、无人认领的冰冷尸体。

 

“地无完土,人死如麻,生民未有之浩劫,未有甚于此者。”——《东三省疫事报告书》丨zenfolio.com

疾病席卷了东北的69个市县,而其中的重灾区,便是哈尔滨北部的傅家甸(现在的哈尔滨道外区)。

百余年前的哈尔滨,已经充满了异域风情。恢宏的俄式建筑兴起,大街上常有穿着和服的人。随着铁路的贯通,已成为东三省经济中心的哈尔滨,还容纳了来自 33 个国家的 16 余万侨民,19 个国家在这里设有领事馆。

 

老哈尔滨站和站前广场。百余年前的哈尔滨,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电影院,第一个交响乐团 丨02varvara.wordpress.com

天堂对面,总有棚户。在哈尔滨的歌舞笙箫中,显得格格不入的棚户就是傅家甸。这里房屋低矮、住宅拥挤,是一个聚集了两万多人的贫民窟。这里春天道路泥泞,夏天苍蝇乱窜,秋天风沙常起,冬天冰柱倒挂。

傅家甸里聚集了大量修筑铁路的劳工,他们很多都是从灾害不断的关内地区来的,只为了谋条活路。由于经济条件有限,他们往往数人同居一屋,躺在土坯砌成的炕上。

 

疫病的重灾区,1910~1911年的傅家甸。这里是中国人聚集地,居住的多是从山东、直隶两省来“闯关东”的苦工丨参考资料12

当疫情传到这里,活路成了死路。那些凝聚着亲情、友情和乡情的暖融融的土炕,成为了疾病传播的温床。

死神在这里伸出了巨大的爪牙,从第一例死亡开始,不到一个月,傅家甸每天的死亡人数已经过百。如果不能将疫情扑灭,这里也将变成一座“鬼城”。

情势艰难,但防疫这事儿不能假手于人

高烧、吐血、尤其是皮肤黑紫的典型症状,让当时的专业医生和一些受过相关教育的官员们,很快就锁定了这场大型屠杀的元凶——这不就是鼠疫吗,曾经肆虐欧洲大陆的“黑死病”。

鼠疫来了,敏锐的俄国人和日本人,为了保障本国民众在哈尔滨的安全,已经先行一步,在各自势力范围内进行预防了。中国官员也没闲着,哈尔滨出事后不久,他们就成立了临时防疫局。

 

哈尔滨防疫局。哈尔滨出现病人后,傅家甸所属的滨江厅就邀请各界代表20 余人设立了防疫局,其下有简易的养病院和检疫所丨参考资料12

但在当时,抗生素还未发明,治疗鼠疫没有特效药。他们除了把病人送入临时租用的养病院,再给死者一点丧葬费外,并没有太多有效的措施。连甄别病患的工作人员,也多是临时雇来没有防疫经验的人。而最初负责傅家甸的防疫官更是一名有举人头衔的文人。

普通百姓对疫病更是知之甚少,于是恐惧在人们心中蔓延开来。民间谣言四起,并盛传各种防病、治病的方法。有人说,是日本人在井里投毒,才导致了疫病的发生。有人听说,猫尿、鸦片可以治病,于是一时间猫尿难求,烟馆爆满。还有人一心追崇黄天道教,因为其宣称,只要信奉它,就可以不得病。

1910年12月初,当疫情愈发严重时,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、日两国的照会。俄国和日本认为清政府没有能力控制疫情,提出让他们来主持东三省的检疫、防疫工作。

检疫、防疫工作虽然属于卫生事务,但其实施往往还涉及到教育、商贸、铁路、司法等一系列主权,答应俄国和日本的要求,相当于将东三省的管理权让出。

 

中俄双方的医官和兵役。东三省总督锡良说:“查疫势传染甚列,外人尤极注意,办理稍不如法,恐趁机干预。”丨参考资料12

已经满目疮痍、摇摇欲坠的清政府,拒绝了俄国和日本的提议,并于12月13日下令:严防东三省鼠疫,以安民生。

一场自上而下的防疫战终于开始了。而这时距离鼠疫爆发,已经一个月了。

迎着逃难人群,逆行而上

施肇基联系了不少人,希望他们能去东北主持防疫,但都遭到了拒绝。他们要么担心把自己搭进去,要么觉得无力拯救死亡气息中残喘企盼的百姓。比如当时的海军总医官谢天宝,推辞更是北京到哈尔滨路途遥远。

最后,施肇基找到了时任天津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的伍连德。施肇基告诉伍连德,除非中国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,靠自己的力量制止疫情蔓延,否则俄、日很可能强行控制东三省。

31岁的伍连德即刻受命,很快就和助理就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火车。那时,难民潮正汹涌南下,两人北上的身影显得有些孤寂和悲壮,而他们手里有的只是一台贝克显微镜和一些简单的实验器具。

 

伍连德出生于马来亚北部的槟榔屿,是第一个拿到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。1907年,他来到了中国,受袁世凯的邀请担任天津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丨riyuexia.com

1910年12月24日傍晚,寒风呼啸,当城里的外国家庭开始点烛亮灯,庆祝平安夜的到来时,伍连德抵达了傅家甸,他的头衔是“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”。

解剖尸体,然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

当时的医学界,普遍认为鼠疫是老鼠传给人的。因此,对抗鼠疫的方法也非常简单——捕鼠和灭鼠。

疫病横行之初,东三省内轰轰烈烈的灭鼠行动就开始了——不仅城里设有专门的捕鼠队,百姓每捉一只老鼠,无论死活,交给就近的巡警,还可以获得铜币奖励。

但奇怪的是,在这些老鼠身上,并没有发现鼠疫病菌。疫情也没有因为这样大规模的灭鼠行动有所缓解。

 

当时的老鼠检验台。被捕的老鼠会经过试验,之后会被焚烧。据统计,仅奉天城内就处置了80972只老鼠丨参考资料12

东北的冬天动辄零下几十度,其实老鼠并不会大规模活动。并且这次的鼠疫有些特别,传播更为迅速,患者的存活时间也更短。

伍连德想要解剖尸体,只有这样,才有机会去了解这些特别之处。可尽管每天死这么多人,要解剖一具尸体却是非常困难的。在当时的观念中,这种做法大逆不道,是对死者的大不敬,一旦被当地百姓知道,将会造成巨大的恐慌。

于是解剖只得秘密进行。12月27日,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性染疫而亡。在傅家甸一处无人的民居中,这场解剖开始了。

刀划开了尸体的胸膛,露出了带血的内脏。伍连德发现,死者肺部充血严重,肺部的淋巴结也异常肿大。随后他用注射器取了死者的血液,然后将尸体缝好,穿上衣服,安放在原来的棺材中,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

 

伍连德把这种鼠疫命名为“肺鼠疫”。多年后,伍连德回忆说,这大概是东北乃至中国境内第一次尸体解剖丨参考资料12

经过检验,死者的血液里确实有椭圆状的鼠疫杆菌。这是鼠疫没错,但伍连德猜想,这可能是一种更为凶险的鼠疫,不需要通过老鼠,人和人之间,通过空气中的飞沫就可以传播。先来到傅家甸的一名医生也告诉伍连德自己的观察:这里冬天门窗紧闭,密不透风,经常是室内一人感染,然后全家遭殃。

这个猜想一开始并没有被大家接受,其中反对最激烈的,就是和伍连德一起主持防疫事务的法国医生梅斯尼。梅斯尼医生不相信鼠疫会以这种方式传播,可没过多久,他在没做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前往疫区,不幸染病身亡。

隔离、消毒、交通阻断,防疫的网铺开了

如果伍连德的猜想正确,那么减少人员流动、进行隔离是首要任务。

在得到了政府的允许后,伍连德提出了具体的防疫措施。为了控制传染并方便管理,傅家甸被划分为了四个区,每个区配备一定数量的医员、警察以及医疗物资。不同区的居民,会佩戴颜色不同的证章,并且只能在本区内活动,如果想去往其他地方,需要申请通行证。医生和检疫人员会每天巡视各区,一旦发现患者,将立即送去诊病院,病人的亲属和其他接触者也会被隔离。

 

诊病院下的疑似病院。为了给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治疗,并避免他们之间的交叉感染,规范后的诊病院分为了疫症院、轻病院、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丨参考资料12

病人的房屋还会通过燃烧硫磺、喷洒石碳酸溶液的方法来杀菌。平时医护人员的用品也会用福尔马林消毒。

傅家甸的防疫模式为整个东北做了一个表率。随后,长春、奉天、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分区治理方法,建立起了防疫体系。

棉纱制的“伍式口罩”,价格低,制作简单,被发给防疫人员及民众丨news.kedo.gov.cn

 

但仅仅这样还不够。年关将至,将要回家过年的人会越来越多,一旦哈尔滨甚至是东北其他地区的人大量向关内移动,疫情将会进一步扩散,甚至蔓延整个中国。因此加强铁路交通的管制也成了当务之急。

各个火车站以及出入关口开始紧急添设病院、检疫所。来往的商民,无论哪个国家,什么地位,都要经过查验,五到七日后才能放行。以至于当时的太子少傅、钦差大臣郑孝胥都在山海关被滞留了五天才回到北京。而有相关症状的人更会被送到车站附近的临时医院。

东三省内,一些重点线路的铁路运输还被禁止或部分隔断了,以阻拦鼠疫南下的脚步。

问题接踵而至,防疫工作困难重重

措施虽然有了,但实行起来却没那么简单。

民众对隔离充满了恐惧,他们觉得隔离所是不详之地,到了那里,“生离”也会变成“死别”。于是巷口经常有充当哨兵的孩子,当检疫人员沿着街道过来时,孩子们会发出信号,这时病人会被家人藏进大衣柜或院里的草垛中。

一些人甚至会藏匿或者抛弃尸体,他们把尸体埋在厚厚的雪堆下,藏在大水沟甚至房顶上。似乎只要没人发现,他们就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呆在家里,不被隔离。

商人们也开始不满。隔离实施,交通又封锁了,市场一片萧条,不少商铺更是被强行消毒、关闭。利益受到损害的商人们,开始了一系列的抵制活动。

 

空荡荡的商铺和街面。奉天总商会提出他们要自己搞防疫,拒绝官方插手,公主岭的商人还成立了各商同盟,说一粒米、一片肉都不卖给搞防疫的官员们丨参考资料12

雪上加霜的是,什么都缺。实行隔离,需要地;一应事务,需要钱;疾病防疫,需要人。可实际上,缺地、缺钱、缺人。

傅家甸是贫民区,本就狭窄,能用来隔离的地儿少得可怜。无奈之下,清政府方面只能向俄国铁路局求助,希望他们能借出部分车厢,用作隔离之所。出于保护俄侨的考虑,俄方最终同意了这个请求。

通风良好的火车隔离所丨参考资料12

 

东三省总督锡良曾两次上奏请求拨款。清政府先后拨款了三十万两,但这些钱在防疫面前是杯水车薪,仅哈尔滨一处的用度已经将近四十万两。当锡良再次上奏,清政府只能允许东北当局先向各国银行借商银二百万两,以解燃眉之急。

但即使如此,锡良仍在奏章中写到:“唯有不畏难,不惜费。救一分民命,即为国家培养一分元气。”

为了补充防疫的人力,清政府向各处医院和医疗机构,紧急召集参加防疫的医生和受过培训的护士。幸运的是,北洋军医学校和各地医护开始响应和支持,前往哈尔滨等地。

 

为了配合分区防疫和交通管制,从长春调来的1160名士兵组成的步兵团。他们被安置在哈尔滨城外的一家面粉厂里丨参考资料12

救命的一把火,熊熊燃烧

一切布置妥当,但疫情不甘败落,仍在显示着它的威力。

问题出在哪里,令人困惑。伍连德这样回忆当时的心情:“伴随着焦虑,在举步维艰和持续期待中,整整一个月过去了。医师们和员工们依然难见丝毫好转迹象。每日鼠疫死亡率继续上升……”

直到1911年1月的一天,伍连德来到哈尔滨城北的公共坟场,才意识到问题所在。

那时,防疫局下有抬埋队,他们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尸体送往公共坟场安葬,然后还会搜集被抛弃到街上和四野里的尸体,送到那里。

抬埋队的工作人员。死者太多,棺材不够用,很多尸体便被直接扔在坟场丨参考资料12

 

但是哈尔滨的冬天,土地冻得像石头一样,要挖深坑掩埋这么多棺材和尸体是很难的。公共坟场上,有的棺材被钉起来了,但大多数棺材是直接敞开的,尸体的胳膊和腿都露在外面。地面上裸露的尸体更是以各种奇怪的姿势堆积。伍连德回忆说:“旁边犬迹交错,鸟鹊飞舞,惨不忍睹。”

由于鼠疫杆菌在尸体上仍然可以存在很长时间,坟场上没有被好好处理的尸体,成了一个天然的细菌库。一旦人和其他一些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,病菌又会被带到人群中。

一定要尽快处理这些尸体。在目睹了坟场的状况后,以伍连德为首的五名医生致电东北当局,提出要焚尸。这是迅速处理尸体的最好办法。

但这个举措遭到了百姓的强烈抵制——明明应该“入土为安”,现在居然要烧尸体,这怎么行?还有不少人说,疫情就是“疫气”引起的,一焚尸,这些气不就被释放出来了吗?

只靠东北当局的同意显然已经不够,无奈之下,伍连德和锡良只得请求清廷颁旨,希望这样可以尽量平复民间的反对。三天后,他们终于收到了批文:同意焚尸。

 

尸体焚烧现场。伍连德还让当地官员、乡绅们去看坟场各处的尸体,告诉他们潜在的危害,最终这些乡绅联名陈情,请求火葬丨参考资料12

1月30日,正值大年初一,200名工人来到坟场,把每100具棺木或尸体堆成一堆,一共22堆,浇上煤油,然后一把火,2200多具尸体燃烧起来。坟场的烟气升空,城里的爆竹炸响。一时间烈焰腾空,硝烟弥漫。

各方力量联合,肃清鼠疫

焚尸实行一个月后,傅家甸以及哈尔滨的发病、死亡人数在减少。这样明显可见的转变,让那些先前反对焚尸的人也说不出什么话来。

于是,东北其他地区也开始建火葬场,效仿傅家甸焚尸的做法。连俄国人也开始焚尸,其中不少尸体还是从坟墓中挖掘出来后,再焚烧。

 

等待集中焚化的尸体。锡良说:“隔离、消毒、既于民情不便, 焚尸、烧屋尤类残刻所为, 然非实力执行, 则疫无遏止之期……”丨tyden.cz

一直以来,民间流传的每日死亡人数都远超于实际人数。为了减少恐慌,防疫局每天都会发布头天的确切死亡人数,很多报纸也会相应进行刊登。无论是官方的传单、告示还是民间的报纸,都开始用大白话或者漫画,宣传鼠疫的知识以及具体的防疫措施。

 

鼠疫防治告示。如辽宁省的告示上写着:“住房不可太闭塞,要开窗眼,换点空气……闹疫时候,戏团、饭馆,人多气杂,均须时时回避……大家要赶紧防备,不要全靠着官家。官家是从旁着力,你们百姓能自己防备,是从根本上着手的……”丨foter.com

这一系列的举措,让百姓的抗拒逐渐减少,也让各方势力看到了清政府防疫的决心。

国际和民间的捐款开始兴起,日本南满铁道会社捐助15万日元用于防疫,乡绅和商家们开始捐款捐物。连曾经反抗较多的奉天商会,也开始要求各商户按铺交纳防疫费。百姓们也渐渐愿意接受隔离等措施。

那些曾经互相掣肘的势力,在疫情控制的关键阶段,联合在一起了。

1911年3月1日零时,哈尔滨终于无一例新发感染,无一例死亡。随后的日子里,也没有感染和死亡。

4月23日,清政府宣布东三省鼠疫肃清。

隔离解除后,百姓纷纷走上街头,劫后余生的感觉,恍若隔世。

至此,这场浩劫结束。

扑灭鼠疫的那年春天,清政府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。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,伍连德担任会议主席,来自11个国家的30余名专家出席,总结这次的东北大鼠疫。通过各国专家的溯源,他们认同这次鼠疫的来源是旱獭,第一批患者正是没有太多捕猎经验的猎人以及与他们接触的人。

 

万国鼠疫研究会现场。通过包括伍连德在内的各国专家对病例的溯源,他们认同此次鼠疫的源头是旱獭(土拨鼠),也在其皮毛中检测出了鼠疫杆菌。而导致此次东北大鼠疫的疫源地在俄国境内,随着猎人、染疫劳工的迁移,以及铁路的运输,才使鼠疫在中国东北传播开来丨chinanews.com

这场发生于20世纪初的东北大鼠疫拉开了中国“第一次卫生革命”的序幕,是中国公共卫生的起点,更奠定了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雏形。

而伍连德当时采取的一系列防疫措施,即使是今天看来,依旧是科学有效的。直至今日,他依然是哈尔滨人民口口相传的英雄。

 

伍连德所著——《旱獭与鼠疫关系的调查》,1913年发表在医学期刊《柳叶刀》(The Lancent)上。1926年,伍连德还出版了长达近500页的《肺鼠疫论》(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),正式创立了肺鼠疫学说丨网站截图

但它是以极端的方式促成了这样的进步。此次鼠疫共吞噬6万余条生命,其中傅家甸死亡7200多人,占其人口的近四分之一。参与防疫的工作人员2943名,297人殉职。

鼠疫是各种传染病中的“一号病”,百余年后的今天,鼠疫的自然疫源地依然存在,它仍有可能在我们掉以轻心的时候再次凶猛来袭。

希望那时候,我们换取进步的代价可以没有那么惨痛。

“传染病的出现早于人类,未来也将和人类天长地久地永存,它和以前一样,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。”——威廉·麦克尼尔(William H. McNeill)

作者:黎小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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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资料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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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撮影.Views of Harbin. Fuchiatien. taken during the plague epidemic.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.1911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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